“砰”“砰”（敲门声），已经夜深了，但是你依然选择打开了门，你发现警察就站在门口。他们通知你，因抢劫现在对你发出正式拘捕。但是你认为他们找错了人，你正在家里准备期末考试。没用！警察送到警局，采集了你的指纹，拍了一张照片。你被关进了监狱。那天晚上，你听到一名囚犯歇斯底里的尖叫，直到警卫把他拖走---早上你就看不到那个囚犯了。守卫会因为你小小的失误而惩罚你，并以羞辱你为乐。你会对这个新环境做出什么反应？

斯坦福监狱实验就是这样开始的。斯坦福监狱实验据说就是为了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而设计的。首席研究员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报告说，他想看看人们对截然不同的分配角色有何反应：参与者会反抗他们还是无缝地融入其中？

斯坦福监狱实验

1971 年 8 月中旬，菲利普·G·津巴多 (Philip G. Zimbardo) 进行了斯坦福监狱实验。二十四名参与者被分成两组：囚犯和看守。该研究原计划持续两周，但在一名外部观察者对研究的道德性以及参与者的福祉表示担忧后，研究在六天后停止。这项研究历来指出，一些平凡人或社会团体，在特定情形下，人格、思维和行为方式会忽然堕落，将人性中邪恶一面释放出来，集体作出有违道德的行为，甚至反人类罪。即路西法效应（The Luficer Effect）。

实验过程

第一天：相当平静
第二天：囚犯们反抗，用婴儿床堵住牢房门，拒绝服从守卫。（作为回应，警卫使用灭火器制服、示威。）
从那时起，事情变得更糟。一名囚犯精神崩溃，最终被释放。

为什么关心斯坦福监狱实验

警卫不给囚犯提供婴儿床，让他们用水桶当浴室，坚称囚犯的号码就是他们的新身份，并实施了其他残忍行为。据报道，三分之一的警卫表现出虐待倾向。津巴多坚称，囚犯们也彻底内化了自己的角色，并指出，有些人曾表示他们会接受“假释”，而被告知只有所有囚犯归还毯子时，一名囚犯才能从监禁中释放时，只有一个人归还了毯子。津巴多认为，一个人的行为是由他的环境而不是他的个性造成的。

反转

近年来，津巴多作品的合法性受到攻击。警卫事先听取了简报，并被告知他们的作用是向囚犯灌输恐惧和无助的感觉。他们并不是“自然地”想出自己的残忍行为——许多都是津巴多和他的本科生大卫·贾菲提出的想法。事实上，津巴多和贾菲甚至担任临时监狱的监狱长和看守。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参与者是否只是按照他们认为实验者希望他们做的方式行事。

囚犯道格拉斯·科皮 (Douglas Korpi) 报告说，继续滚动常常让人筋疲力尽，而且他所谓的精神崩溃完全是上演的。考虑到他也多次要求离开，不难想象他为了早点离开或博得研究人员的青睐而假装自己受到了折磨。这名警卫戴夫·埃什勒曼 (Dave Eshleman) 表示，他故意采用夸张的形象来帮助实验人员获得他们想要的结果。

津巴多监狱典狱长戴维·贾菲 (David Jaffe) 和不情愿的看守约翰·马克 (John Mark) 的交谈。 Conversation Record（从 8:38 开始）

你可以在录音中听到一名典狱长不断地劝说警卫坚强起来（toughen up）。他首先说：“今天早上我们注意到你并没有真正伸出援助之手……但我们真的想让你积极参与，因为警卫队必须知道每个警卫队都将成为我们所说的强硬警卫队”。（We noticed this morning that you weren’t really lending a hand … but we really want to get you active and involved because the Guards have to know that every Guard is going to be what we call a tough Guard）警卫约翰·马克在会议过程中多次抵制典狱长的压力。最终，典狱长宣布：“当出现情况时……[你必须]必须进去并在必要时大声喊叫。更加投入到行动中。”）（When there’s a situation …[you have] to have to go in there and shout if necessary. To be more into the action.）
还值得注意的是，当看守为囚犯提供一些小恩惠并善待他们时，研究人员告诉他们要更加“强硬”。

如果说斯坦福监狱实验被高度操纵，我们为什么还要关心它？首先，它提醒我们在进行实验时需要更加严谨和负责。其次，此外，当我们干预以获得特定结果时，可能我们会一些有趣的发现。斯坦福监狱研究当然并不能证明任何个人，如果被分配一个角色，都会独立地遵守它。然而，它确实表明某些机构和环境需要施虐和暴政，而一些人愿意为它们工作。此外，人们太愿意以“更大的利益”的名义实施残酷行为。根据“身份领导”模型（Indentity Leadership）模型，该模型认为，当领导者能够说服人们（1）他们是一个共同群体的一部分，（2）该群体的事业是值得的，并且（ 3）残酷行为对于实现团体目标是必要的。（Haslam, S. A., & Reicher, S. D. (2007). Beyond the banality of evil: Three dynamics of an interactionist social psychology of tyranny.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3, 615-622.

Haslam, S. A., & Reicher, S. D. (2017). 50 years of “obedience to authority”: From blind obedience to engaged followership. Annual Review of Law and Social Science, 13, 59-78. e109015. doi:10.1146/annurev-lawsocsci-110316-113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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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

这让我想到一个词语，校园霸凌：一个学生长时间并反复地暴露于一个或多个学生主导的负面影响之下的现象。
据台湾“中央社”报道（2011），18.8％的学童表示，最近两个月内，经常被同学霸凌（每月二三次以上),校园霸凌现象屡见不鲜，值得关注。校园霸凌角色，可以分为霸凌者，被霸凌者，协助者，旁观者，保护者， 校园霸凌主要包括霸凌者（bully）、被霸凌者（bullied）、协助者（assistant）、旁观者（outsider）在学校环境的氛围下所形成的对被霸凌者在生理上、心理上、物理上的伤害。这种霸凌者和协助者形成的霸凌氛围（"Do evil for greater good"），在旁观者的莫名助长下，使得被霸凌者成为一个霸凌的固定对象而受到长期的侵害。（孙晓冰,柳海民.理性认知校园霸凌:从校园暴力到校园霸凌[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5,35(31):26-29.）

校园霸凌现象，暴力亚文化和团伙亚文化发挥着重要作用。暴力亚文化发达的地区或学校，往往推崇“丛林法则”，以拳头论英雄；而在团伙亚文化发达的地区或学校，往往容易形成校园霸凌的违法犯罪团伙。校园霸凌方式也多样。

许多校园暴力的实施者往往与父母关系紧张、学业上落后、与其“同病相怜”的其他成员互动频繁、对许多社会道德法制观念不屑一顾。 他们结成群体，相互影响形成一种与主流文化相冲突的违规型亚文化， 他们为加入该群体的成员提供越轨行为的社会支持，与规范的成人社会渐行渐远，社会的弱规范逐渐对他们失去控制。（张国平.校园霸凌的社会学分析[J].当代青年研究,2011,(08):73-76+66.）

校园霸凌屡见不鲜，越加隐蔽，其施暴方式多样，这不得不引起重视。如果身处校园小团伙，当团伙出现集体霸凌，身处其中的孩子究竟是为了融入小集体而施暴，还是为了个人某种威严的满足，我们不得而知，或许都有。

如果一个孩子遭遇亚文化团体/个人实施有目的暴力行为，作为旁观者，我们更加该心疼谁？是被施暴的孩子，还是更加可怜施暴的孩子家庭关爱的缺失，内心的价值观的扭曲呢？拒绝犯罪亚文化，